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应加大对制假售假行为的刑罚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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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17

如今,这个家庭已经有19名家庭成员,四世同堂、其乐融融。上世纪60年代初,谭立祥与牟来珍相恋、结婚,从此开始了一段长达50多年的爱情佳话。“当时我还在读书,家里日子十分清苦。为了让我多沾点油水,她省下自己的口粮,换成菜油给我。

  ”这些论述体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三是系统思维。“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习近平同志深刻阐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性和复杂性。

    “安装好家庭反腐败‘新风净化器’。”——全国政协委员朱专兴。

  他的工作有个最折磨人的部分——找到合适的专家担任节目嘉宾。

  中国陶瓷在对海外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有的模仿国外艺术品的造型,有的模仿国外艺术品的图案,丰富了中国陶瓷的内涵。人类文化凭借各地域之间文化的相互交流才得以不断发展。由于陶瓷是土与火的艺术,具有耐腐蚀的特征,即使经历漫长的岁月,也可以不变质、不变色。因此,通过陶瓷器可以深入了解人类文化交流史。日本著名学者三上次男先生曾将唐代以来中国陶瓷销往亚非地区所经过的海上通道称作“陶瓷之路”,中、瑞两国间的陶瓷贸易和友好交流堪称“陶瓷之路”上的一个光辉篇章。

  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理论研究,将改革的内涵、外延、目标和路径说清楚、讲准确;发挥浙江作为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省的优势,积极推进“最多跑一次+标准化”,将标准化的理念融入政府治理和服务全链条,进一步提高“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可复制性可推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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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今年我国煤电油气运等要素保障总体平稳有序,供给质量明显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经济运行的内生动力和稳定性日益增强,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趋势和基础持续巩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今年前5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个百分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煤电油气运等要素的运行数据,有力地印证了上述诸点。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贾国强︱全国两会现场报道责编:陈惟杉(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10期)假货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毒瘤,其根源在于诚信缺失,源头在于线下的经济问题,会危害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在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说。

朱征夫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提供了他今年的提案《加大对制假售假的打击力度》,假货源头打而不绝,背后反映出现行相关法律或者执法、司法现行实践和标准,已难以适应打击此类犯罪迅猛发展的需要。

假货的源头不在线上在线下公安部官网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先后发起打假行动网上打假行动云端2017等专项行动,共破获侵权假冒犯罪案件万起,涉案总价值逾930亿元,抓获犯罪嫌疑人万名。 而根据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发布的2017年打假年报,截至2017年底,阿里打假特战队已与全国23个省份开展线下打假合作,累计向全国执法机关推送涉假线索1910条,协助抓捕涉案人员1606名,捣毁窝点数1328个,涉案金额约43亿元。

互联网带来的信息便利也为传统制售假犯罪提供了更多隐蔽作案、分工流窜的条件。 互联网时代的制售假犯罪的隐蔽手段层出不穷,产业链分离,供应链的传统渠道与互联网渠道相互交叉,尤其是愈来愈多的假货跨国境、跨平台流窜现象,给打击制售假犯罪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朱征夫分析说。

不过,朱征夫认为,假货的源头不在线上,而在线下。

假货源头基本集中在全国多地的区域性、行业性、领域性假货带上,分工越发细致,反侦查和隐蔽能力不断加强。 阿里巴巴发布的2017年打假年报显示,制售假团伙跨国境跨平台流窜现象也越来越严重,一些制售假分子已经开始向一些社交平台及电商平台转移;另一些制假分子甚至搭建了海外网站,通过国外社交平台引流售假。

朱征夫向记者介绍说,今年2月他曾去某皮具城进行了一场暗访调研,目睹了一起假包的国际贸易,简直就是惊心动魄,没想到假皮具就这样在公众眼皮子底下野蛮生长。

立法滞后,朱征夫认为,正因为跨国境、跨平台销售假货成为越来越常见的隐蔽手段,这给制售假犯罪的治理和打击造成诸多困难:刑法关于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规定,定罪量刑标准均以非法经营额或违法所得为唯一依据。 唯数额论在面对跨平台、跨国境的售假时如何取证、认证?同时,社交平台售假的监管滞后造成定罪量刑难、线上线下供应渠道多发带来刑事电子证据认定难等问题。 在朱征夫看来,制售假入刑门槛高,导致制售假犯罪成本低,累犯、再犯现象凸显。 现行刑法对假冒注册商标罪、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规定的最高法定刑档为3到7年。 这一法定刑档从97刑法开始,沿用至今。

即使经过了20多年的经济发展,制售假犯罪的收益也随之增长,但本法条未曾有修改。 立法滞后,制假售假犯罪成本低,犯罪收益远高于犯罪成本,容易造成制售假犯罪的累犯、再犯。

他举例说,根据阿里巴巴提供的信息,阿里巴巴打假特战队在2016年协助广州警方捣毁假冒LV生产工厂,幕后老板逃脱后继续从事制售假。 在2017年,阿里配合警方打掉该幕后老板在佛山制假窝点,彻底捣毁线下的生产工厂、仓储物流点和批发档口。 假货源头在线下,然而犯罪违法成本过低,刑法的惩治威慑力并不足以遏制制售假犯罪行为。 记者梳理阿里巴巴2017年打假年报发现,2017年,在执法机关已经进行刑事打击的740例制售假案例中,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为63例,共判决129人。

63件案件中被告人从被采取强制措施到宣判的平均办案时长约344天。

在案件中被判决的129人中,判缓期执行的有104人,缓刑比例为81%。

对此,朱征夫提议,加大对假货源头的治理,降低制售假入刑门槛,推动制假行为直接入刑。

同时加大对制假售假行为的刑罚力度,提高制售假犯罪的法定刑,并加大对制售假人员的经济惩罚。 ----------------------------------------------------------------------------------《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10期封面。